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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举办，军事政权试图以投入超过阿根廷全年财政预算10%的成本举办一届世界杯，对内调动起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，也在对外的公共形象展示中为残权“洗白”。策略是成功的，阿根廷各个层面的矛盾在那届世界杯下被某程度化解了，或者说更进一步掩埋了。人们最难忘的，是在河床队的主场“纪念碑球场”举行的总决赛——此球场距离臭名昭著的军政府牢狱“海军电机学校”不到一公里。当阿根廷人在决赛上以3:1击败了荷兰队，赢下了他们第一座世界杯冠军时，场内场外千千万万球迷的欢呼，不需要借助任何电台或者电视媒体，就可以直达一公里外的黑暗牢房中，穿透那些被收监的阿根廷同胞们的灵魂。

　　ESPN 曾在 2014 年世界杯期间做过长篇报道，回访当年被收于监中幸存下来的异见人士。一些幸存者回忆当年阿根廷夺冠后，监狱审讯停止了，审讯官带着“囚犯”们开车到街上，要求他们为冠军高唱欢呼，要他们亲眼见证这个国家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狂欢时刻。其中一名被收监者伺机把头伸出车辆天窗，本想呼救，但她那还未来及发出的声音先被狂喜的巨狼吞没，“在那个当下，黑牢里所有’被消失者’的存在，全都被狂喜抹灭于时空之间……我们已不存在”。

　　如果说梅西这座世界杯冠军，有着什么超越于马拉多纳带队夺得的 1986 年世界杯冠军的独特意义，也许正在于此处。它帮助阿根廷人击碎了诸多“神话”，试图摆脱格里姆森谈到的那种“自我否定”。阿根廷可以在 21 世纪创造属于他们的真正成绩，而不是沉湎于历史和神话之中。一个出生于罗萨里奥，成长于全球化时代，在巴塞罗那成长和踢球，有时候赛前奏国歌不想开口跟唱，爱国但又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稍稍松绑，会因为背负太多国民压力而退出国家队的阿根廷人，也可以把最美好的胜利果实带给阿根廷。